我的专业是经济学，时常翻阅经济学方面的著作，最近在拜读亚当·斯密的《道德情操论》，有些自己的观点和见解与大家分享交流。

　　自新古典经济学以来，经济学的发展越来越数学化与模型化，在建立经济模型时，抽象掉了越来越多的经济内容。其中，完全竞争市场构造了一副完美的画卷，能够达到经济学家梦寐以求的帕累托最优条件。但是身处完全竞争市场的人似乎都成了一个个的“自利机器”，他们只关心自己的得失，在看不见的手的指引下，达到了社会财富的最大化。

　　但是纵观中国社会经济现状，从三鹿奶粉事件到最近315曝光的“饿了吗”事件，商家的自利心伤害到了消费者，经济发展显然没有达到帕累托最优。当然，市场失灵问题也早已被经济学家所关注，所谓不完全竞争、信息不对称、外部性等等因素都被引入经济分析中。处在经济运行中的人有自己的行为规则，而这些由“自然女神”为人类制定的规则在现代经济学分析中往往都被抽象掉了。正如斯密在《道德情操论》中评价政府干预经济时所说：“在政府中掌权的人，容易自以为非常聪明，并且常常对自己所想象的政治计划的那种虚构的完美迷恋不已，以致不能容忍它的任何一部分稍有偏差。他不断全面地实施这个计划，并且在这个计划的各个部分中，对可能妨碍这个计划实施的重大利益或强烈偏见不作任何考虑。他似乎认为他能够像用手摆布一副棋盘中的各个棋子那样非常容易地摆布偌大一个社会中的各个成员;他并没有考虑到：棋盘上的棋子除了手摆布时的作用之外，不存在别的行动原则;但是，在人类社会这个大棋盘上每个棋子都有它自己的行动原则，它完全不同于立法机关可能选用来指导它的那种行动原则。”经济学家在分析人类社会经济运行时，似乎也没有对人类行为其它规则做过多的考虑，他们似乎认为经济运行在真空环境。

　　当然，“自利人”假设的“始作俑者”是斯密无疑，国富论似乎通篇就是为了证明“看不见的手”是怎样促进人类经济发展的。那么，斯密自己的观点到底是怎样的?这就回到了另一个问题上，《道德情操论》与《国富论》之间真的存在所谓的“斯密问题”吗。

　　我认为，所谓斯密问题是子虚乌有的，大名如斯密不太可能犯这样简单的错误。他在临死前让人将自己未完成的手稿都烧掉，不想让不成熟、可能有误的观点公之于众，他本人也在有生之年对《国富论》进行了多次的修订。可见，斯密对待自己作品及思想是十分严谨的，两本书不可能存在那么大的冲突。因此，它们之间一定具有某种内在契合。斯密在《道德情操论》中多次提到“自然女神”，认为自然女神为人类“设定”好了种种情感动机，而这些动机又大多是对人类有益的。他的这种观点充满了达尔文自然选择的味道——人类的情感动机是为了适应人类生存所一步一步演化而来的。那么，这些情感动机到底在经济运行中起到了什么作用。举个例子，斯密在《国富论》中有这样一段话：“家庭教育是天然的制度，公共教育是人的发明。哪种制度是最明智的?这不言自明。”言下之意是由“自然女神”赋予人类的对子女的关爱比由人的自利形成的市场在家庭教育问题上更有效率，这就解释了利他与利己的冲突。说明人类不自利的一面在经济生活中也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由人类情感动机形成了一系列的“软规则”，这些软规则是考察经济运行时所不能忽视的。

　　斯密对人类行为的动机以及市场环境的考察是现代经济学家中少有的，他的《道德情操论》为人类行为的软规则提供了心理动机，而《国富论》讨论在这样的软规则中自利又是怎样发挥看不见的手的作用的。当前中国正由于软规则的缺失，才导致市场环境混乱。而软规则的形成除了人类情感动机以外，也受到资源禀赋与历史发展中的突发事件等等因素的影响，形成过程是错综复杂的。对这方面的研究与考察正是现代经济学所缺失的。当然，新制度经济学创始人之一科斯曾一度高举抛弃“黑板经济学”的旗帜，但是新制度经济学的实际发展却朝着相反方向走去，由缺乏经济内容的博弈论等理论所主导。

　　因此，现代经济学家尤其是中国的经济学家，在坚守西方经济学的自利假设的基础上，应该对《道德情操论》及其思想给予更多关注，发展具有中国内容的经济学理论。

　　亚当·斯密是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家的集大成者。他不仅是一位经济学大师，而且也是一位杰出的伦理学家。他的名著《国富论》被誉为经济学上的“圣经”， 而《道德情操论》是伦理学上经典的经典。斯密传奇的一生留下许许多多的故事，让后人津津乐道。单就经济理论而言，“斯密问题”、“斯密悖论”、“斯密教条”就激起了一代又一代经济学家的兴趣。时到今日，关于这方面的研究的成果可谓汗牛充栋，更多的观点正待我们学习和探讨。